Society

李显龙

国家利益至上-李显龙

国家利益至上-李显龙 文/李显龙 一些社会变得分裂和脆弱,是因为领导人将自身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回顾2023年 2023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 国际环境依然动荡不安。最近,美国与中国领导人在旧金山会晤,推动两国关系稳定下来。但是,这两大强国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在欧洲,持续的战事让百姓饱受煎熬,但这场战争已陷入了僵局,并没有停火的迹象。 最近,中东的冲突导致数以万计的平民伤亡,其中包括许多妇女和孩童。世界各国对当地百姓的恐怖遭遇,苦难不断,感到震惊和愤怒。在新加坡,各族人民也对当前局势感到悲痛和担忧。其中,回教同胞的感受难免比其他国人更加强烈。 虽然我们设法不受外部问题所影响,但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我们有时难免对别人的遭遇感同身受。我很欣慰,国人再次以充满关怀以及务实的态度看待以哈冲突。他们在发表看法时,仍不忘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凝聚力,同时也慷慨解囊,为有需要者,尤其是加沙平民,提供人道援助。 我也特别感激本地的宗教和社区领袖,在这艰难的时刻与政府携手合作,引导信众和民众,协助维护社会凝聚力。本地各族群和宗教之间的和谐关系得来不易。这是我们花了几十年的功夫辛苦建立起来的,是我国社会的根基。因此,在面对像以哈冲突这种有可能分化国人的课题时,我们必须继续包容和尊重彼此的观点。 这样,我们才能尊崇李光耀先生和其他建国领袖所秉持的理念。他们立志打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让每个新加坡人都有充分机会取得成功;通过任人唯贤的制度和大家勤奋工作,让我国经济繁荣发展;以及建立一个让所有国人都有归属感的温馨家园。 在纪念李光耀先生百岁冥诞的这一年里,我们对这些历久弥新的价值观进行了反思,并再次承诺,务必坚守这些价值观。尚达曼总统在总统选举中高票当选,也凸显我们的国家意识更强了,国人逐渐不分种族、语言和宗教。 今年,我们更学会了与冠病共存。随着我国在2月将疾病暴发应对系统(DORSCON)的警戒级别下调到绿色,我们也正式走出了冠病疫情。这全靠医护和前线人员的不懈努力,以及大家集体为保障我国安全所做出的贡献。如今,我们的大街小巷恢复了以往的热闹景象,旅客也逐渐回流。新加坡飞禽公园刚开幕不久,就迎来了大批游客到访。 今年,我国经济取得了1.2% 的增长,没有陷入衰退。尽管通货膨胀正逐渐缓和,但本地家庭仍感受到生活费上涨所带来的压力。我相信政府推出的多项援助计划,应该有助于本地家庭减轻生活负担。贸工部估计,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明年应该能取得1%到3%的增长,通胀也有望进一步放缓。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外部环境。 从明年1月1日起,我国消费税将上调到9%。这笔额外税收将帮助政府应付因人口老龄化而不断增加的医疗开支。为缓解消费税上调的影响,政府明年将继续为本地家庭提供定心与援助配套。这样一来,我们既能让有需要的家庭获得援助,同时也能长期维持一个健全和可持续的公共财政制度。 展望2024年 未来几年,外部环境预计将不那么有利于我国的安全与繁荣发展。多变的地缘政治局势,将继续对全球经济造成压力。在本区域,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以及台海形势,导致局势陷入紧张,也存在风险。这有可能削弱投资者对本区域的信心,进而影响我们的经济增长。 与此同时,气候变化将为每个国家带来严峻的挑战。我们已经能感受到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冲击。新加坡需要为气温和海平面上升做好准备,适应改变,同时推动我国经济向净零碳排放转型。这将需要耗费许多资源和精力。 尽管如此,我们仍应该对未来有信心,并相信前途还是光明的。科技突飞猛进,尤其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领域快速发展,为我国企业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潜力。政府将和企业紧密合作,协助它们提升和转型。劳资政三方也会携手支持每一位国人自我提升和掌握新技能。这样一来,人人都能积极发展自己的事业,保持受雇能力和竞争力。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互相照顾、互相关怀,向身边更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政府会继续协助低收入家庭和弱势群体改善生活、自力更生,让他们活得有意义和有尊严。我们也会继续兴建让国人买得起也买得到的政府组屋,因为这是我国社会契约的基石。为了照顾好年长国人,我们正在完善基础设施和加强社会安全网,同时也通过健康SG计划和乐龄SG计划推动医疗体系的转型。政府为更新社会契约所制定的蓝图,就包含了上述以及更多的计划。 我们通过“新加坡携手前进”运动,定下了颇具雄心的目标。要在国内外局势瞬息万变之际实现这些目标,更展现了我们的雄心壮志。一些规模较大的社会,如今已变得更分裂和脆弱。这是因为他们在面对棘手的问题时,没有对症下药,有效处理,任由利益集团相互博弈,领导人也将自身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身为一个“小红点”,新加坡没有犯这些错误的余地,也承担不起这样的后果。因此,我们必须加倍努力保持社会团结,并加强国人的身份认同感和对国家的归属感。 明年,我将卸下总理职位,由副总理黄循财接任。这不是我国第一次经历领导交接。然而,领导交接总是要谨慎处理。届时,新加坡将受各界密切关注。世界各地都在留意新的领导团队能否与人民建立良好关系,新加坡这个小岛国又能否继续繁荣昌盛、保持独特。我在此呼吁国人上下一心,全力支持黄循财和第四代领导团队,与他们携手打造一个机遇处处、公平包容、具有竞争力以及坚韧团结的新加坡。这些特质,曾经让我们成功克服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取得了良好成绩。未来,我们还是会遇到更多挑战,所以举国上下也必须以同样的精神,共同应对。 让我们团结一致,满怀信心和活力,迈向2024年。前景或许不太明朗,但我们很清楚自己要走的道路。让我们携手并进,一同实现我们的理想,为新加坡打造光明的未来。 在此,我祝全体国⼈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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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令毒杀案

权大于法是朱令案悬而未决的原因

权大于法是朱令案悬而未决的原因 weihong 容 / 2023Dec25 朱令被下毒后一生痛苦,最终含恨去世。她到死都没有等到正义为她主持公道。这个结果不只是对于她,对我们所有人都是极大的遗憾,更让清华蒙羞,让整个社会蒙羞。千万人都在高声问,社会公平在哪里?人间正义在哪里? 请点击: 朱令案简介 很多人说,朱令案不能告破,无法对杀人犯绳之以法,是因为缺乏证据。是这样吗?这是在混淆视听,故意搞混水,让简单问题复杂化。 朱令案不能告破,关键是法院拒绝受理这个案件,不是什么缺乏证据! 一个人命关天的的重案,法院为什么拒绝受理?唯一解释就是权力介入了司法。有关部门下行政命令终止了案件的继续调查,使这个案子无法进入庭审阶段。网上有关于这个案子的行政批文,见如下附件。 为什么领导会批示,用行政命令终止案件的调查? 据传是因为疑犯的哥哥去实验室取毒品,让人(孙维本人?)将整个过程拍下录像,然后用这个录像证明清华实验室管理混乱,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从毒品柜中拿出毒品 ,从而证明孙维不是唯一可以拿到毒品的人。疑犯声称朱令被下毒是其他人所为。某领导听信了这个说辞,根据这个断定“没有证据证明是嫌疑人放了毒”。而学校当局因为害怕这个案子的发酵刮到自己(实验室管理不严),也不想让案件继续调查下去。所以这个案子就成了悬案,不了了之。 但这个证据是有问题的: 1)孙维能够到实验室拿毒品,并不等于所有人都可以到实验室拿毒品。孙维因为是该实验组的人员,所以才有这个便利。有大楼,实验室,试剂柜的钥匙,与门卫熟识,与在实验室及其周边工作的人员熟识,地形熟识…..这才让她能够轻易地进入实验室,拿到毒品。其他与这个实验室无关的陌生人不可能像她这样容易地进入实验室。包括她的同学。 2)其他人并不知道铊的毒性。 3)即便能拿到毒品,其他人也不可能有时机,动机,条件….对朱令下毒. 所以以这个录像为理由,有关部门用行政命令终止案件调查,禁止法院受理及审理案件是不对的。 正常的程序下,法院是不可以拒绝受理案件的(行政命令禁止受理更不应该)。控辩双方都需要按程序努力收集各自的证据。庭审时控辩双方在法庭上各自提出自己的证据,对簿公堂,互相交叉盘问… 。至于有没有证据,各自的证据是否成立,不能由领导决定,必须经过庭审,经过细节盘问,才能判断证据的有效性。事实上,在西方司法体制下,证据是否可信,是由陪审团听完庭审后作出判断的。虽然中国现状无法采用陪审团制度,但不经过缜密的,冷静的,针锋相对的交叉盘问,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对证据是否成立作结论。一般来说,公检法是分开的,各有各的职责。公安警察只负责合法地收集证据,对证据的确认则由法官裁判。对案情不熟悉的人,哪怕是高高在上的领导,他如果没有经过庭审,也无权对证据发表意见。认为谁的官大,谁的权力大,谁就掌握真理,谁就可以判断证据的有效性…….。这种逻辑是荒唐的,也是不对的。 所以案件的解决一定要经过庭审。在庭审时,律师对相连情况的细节会进行交叉盘问,有些证据的脆弱性才会一一体现出来。包括疑犯提出的毒试剂的录像问题,朱令个人物品的失窃问题,疑犯主张朱令练琴导致人缘差遭众人下毒的问题…..等等。由于法院不受理案件,没有庭审过程,疑犯就可以利用这个漏洞单方面大造舆论,向社会散布有利于自己的所谓证据。如果有庭审,在庭审时这些证据都会被一一戳穿。譬如说关于练琴影响其他同学休息,造成人缘差的问题,如果对提出证据者进行以下法庭询问: 【练琴一般什么时候发生?发生的频率?是否向老师反映过?反映过几次?由谁向谁反映?老师怎样回应?是否与朱令沟通过?朱令怎样回应?其他寝室室友是否知道这件事情?其他室友的看法……等……】 就会得到真相。听一面之词就做出判断,并作出行政命令,这种行为是非常儿嬉的,是图样图森破的。 而且后来还有了更确凿的证据。经实验测试,从朱令的头发生长情况,可以确定朱令被下毒的时间和剂量。这些证据证明了下毒过程是长期的,多次的,完全排除了偶然中毒的可能性。对这些时间细节的严密盘问必然使得谎言(获取试剂录像,下毒可能是其他人所为)即刻崩溃。谎言最怕追问细节。在细节盘问中谎言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很快便会原形毕露。 新闻链接:清华朱令投毒案,两根头发带来新的线索 朱令案是典型的政治干扰司法的例子。有一种理论认为把社会影响大的案件压制住就能维护社会稳定,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有些人只是以稳定为借口谋私利,并不是真的为了社会稳定)。事实上,几千年的权大于法的专制陋习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这才是社会不稳定的最主要原因。这种皇权思想应该反思,专制制度需要改革。 权大于法就是官员可以仅听一面之词,凭自己的好恶,心情,决定证据的有效性 ,做出判断并向司法机构发出命令。这样的制度让所谓的运作……有可乘之机,提供广阔的操作空间。其结果就是大家都在找关系。谁的关系硬,谁能找到更高一级的领导, 或送礼,或表演,让领导为自己说话,谁就能赢得官司。 在法治社会中,法在权之上。没有经过处于平等地位的控辩双方对簿公堂,对双方证据进行交叉盘问的庭审,任何人,包括皇上,都无权判断证据的真假(实际上,你也判断不了。有些人以为自己厉害,是神仙,料事如神,仅听一面之辞就能判断真伪。那是瞎扯。你连最基本的思维逻辑都不懂, 你厉害个啥呀?)。更进一步,为防止法官偏向,对证据的有效性判断都不能由法官做出,而是由随机选定的陪审团作出。更更进一步,对于重要的案子,庭审必须对社会公开。这就有效地挤压了权力运作的空间。 这就是法治。这就是现代文明的压舱之石! 虽然朱令已经去世,案件也过去了将近三十年,但很多人多年来一直非常关心这个案子。希望政府能够遵循法律条例,受理朱令投毒案(法律有规定可以拒绝受理和审理刑事案件吗?),公开审理,还朱令一个公道,给人民一些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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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学习基督教什么?

我们应该学习基督教什么? 文/weihong 容   【注:原文 2003SEP29 首发于人民日报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最近巴以战争使宗教问题再次成为热点。贴出一篇旧文,谈一谈对宗教的看法。不希望将宗教神秘化。一个神秘化玄学化的宗教观会迷惑人的思想,从而忽视事件的本质。】   最近,加强公民道德教育的提法流行起来。这我同意,对于传统文化,传统美德,社会伦理等的教育,近年,我们确实重视不够。   但是,有些人认为西方之所以科学技术发达是因为道德好,而道德好是因为信基督教。基督教的作用甚至还超过法治精神。这我就不同意了。   确实,基督教在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在北美很流行,几乎每个周末都有宗教活动。参与的人亦很多。但是,是否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西方科学技术的发达是因为信基督教呢?我以为不能。因为这两件事情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就像一个人身体强壮,同时他亦喜欢穿西装,我们能不能把他身体强壮的原因归结为他喜欢穿西装呢?当然不能。圣经已经问世两千多年,而西方科学发达是近代的事情就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数学网友的理工科分析方法。当然,正确的提法应该是科学分析方法,理工科思维的提法容易把人按出身学校分等级,这不好。很多文科出身的网友,亦越来越多地使用科学分析方法)。   由于种种原因,一百多年来,中国逐渐成了一个无神国家,大多数中国人认为宗教是骗人的玄学, 是落后的,反现代化的。那麽,为甚麽在科学技术比我们发达的西方国家,宗教(基督教)却如此盛行呢? 既然流行,就必有其原因及合理性。   我始终认为,社会上流行的社会现象必有其哲学思想作支撑。对西方社会,我一直主张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提炼出其精髓。这样做有两个目的:   1)可以更深刻地认识这些现象;   2)可以应用这些思想精髓来为我所用。   在对待西方国家民主制度的表现形式上,在对待基督教上,对待西方的科学技术,资本市场,企业文化上,等等等,我都持同样的看法。   那麽,支撑西方基督教盛行的哲学思想是甚麽呢?这要从人的思维特点,人的社会需求谈起。   在《民主的哲学原理》一文中,我谈的是人的潜力的极限发挥,亦就是说,人只有处在一个竞争的环境下,他的潜力才能极限地发挥出来。政府的职能就是怎样创造和维护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   本篇文章是从另一个角度谈人的思维,或者说人的基本需求。人生活在社会上,他有甚麽需要呢?除了工作的需要,有吃喝玩乐的需要,有学习的需要,有交友的需要,有存在感的需要,有成就感的需要等等等。。。   亦就是说现代社会应该有所作为, 有理性地满足人的这些本能的需要。用时髦的话,就是以人为本。我们可能会问,难道我们现在的社会,没有满足这些需要嘛?我认为没有完全满足。比如说,对农村的家庭妇女,我们的社会是否提供了满足她的不断学习,交友的需要,满足她的社会存在感的需要, 满足她在苦闷困难时有朋友安慰,….等等需要的社会服务呢?好像没有。甚至很多社会精英都根本没有意识到人的这种需要。   基督教正是满足了这些人的这些需要而流行起来的。(事实上,所有的宗教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如中国的庙宇,庙会等就是为了满足人的交友等需要而流行的。文化大革命时认为宗教是腐朽的思想,要革宗教的命,其实是不懂得宗教的哲学原理)。   有的人认为,是基督教的教育造就了西方文明。 我看不是。相反,是文明理性地利用了宗教, 是人的社会需要使得基督教流行起来。   我在北美生活过一段时间,亦参加过一些基督教活动。据我的观察,基督教在北美的流行主要满足了人的以下需要:   1)提供人们在学校,工作以外的学习机会 (主要是社会,人文,道德方面的教育)。特别是一些小孩子,家庭妇女,失业者,离退休人员等。学校的教育并不能覆盖他们。所以,在社会上亦需要有受教育的机会,不然,就会出现思想问题,道德问题。亦就是说,人们可以利用基督教活动来满足人的正规学习以外的学习需要。在基督教活动中,还可以请一些有学问的人来做讲座,讲座内容要有趣味性,知识性,教育性。   2)提供周末,假期聚会,玩耍的机会,满足人民的业余生活需要,如唱唱圣歌,弹弹琴等。 如结伴郊游,海外旅游等。一起吃圣饭等。人在工作学习之余,总是需要一些社会活动的。基督教活动就满足了人们的这种社交需要。   3)提供交友的机会, 满足人的交友需要。很多人是通过参加基督教活动找男朋友,女朋友的。这亦是有些教会男女关系比较混乱的原因。当然,除了交男女朋友,亦可以交一般朋友。人总是需要朋友帮助的,哪怕是几句安慰鼓励的话,特别是在自己遇到逆境时,如失恋,失业,生病….等。   4)给一些在社会上不成功的人提供表现的机会,满足人的社会存在感的需要。如可以开会 (虽然不如科学论文发表会那样神圣,毕竟亦可以和别人说自己去参加会议了。在大庭广众下发言了)。 试想,一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农村家庭妇女能够参加会议,在大庭广众下发言(这种发言当然是很随便的家庭妇女式的,有对圣经的学习心得,自己家庭琐事等)。 该是多麽地骄傲。她就会感受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基督教活动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让社会上所有人,包括那些平时被人认为低人一等的人, 都有机会满足自己的社会存在感。说得神圣一点就是上帝爱所有人。   5)提供做生意的机会,如传销等,满足人的商业需要。如有的人新开了一个餐馆,为做宣传,亦会常参加基督教活动。西方国家的政府亦是逐渐地认识宗教的作用的,从反对,到默认,到支持,到理性地创造一些基督活动,如开基督教国际大会等,让社会上所有的的人都有参加国际大会的自豪感,而且有神圣感地旅游一下。   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基督教没有以上功能,很多人是不会去参加基督教活动的。 (基督教活动和我们的街道办事处,工会,社团等活动有点像。不存在是谁学习谁的问题。也许,人的需要,原本就是有共性的。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亦是互相交流的)。   但是,把基督教活动的目的说得太明白,就显得俗气,所以需要有一些神圣的主题来做点缀,这就是圣经。这本来是骗骗家庭妇女的,结果还骗了我们的一些精英,整天宣传基督教文明。让人哭笑不得。   以上分析了基督教流行的哲学思想 (亦就是满足人的思维,生活等需要)。那麽,通过这些分析,对我们有甚麽用处呢?   我认为,基督教活动流行的哲学思想我们可以学习,基督教活动的一些形式我们可以借鉴,但基督教的内容我们没有必要照搬。   我们对基督教的认识不能糊涂。否则,就可能做错事,世界文明会失去多样性。上对不起我们悠久的文化, 下对不起千秋后代。   进行道德教育,应该是以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为基础。基督教教育无非是一些基本社会伦理的教育,利用基督教的教义(圣经)来满足上面提到的人的基本需要, 兼顾社会伦理教育。对于这些内容我们没有必要照搬。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基本伦理道德教育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形成系统 (和圣经同样久远 )。   我们为甚麽不好好地继承呢?我们的传统文化可以说涉及社会伦理的任何方面。我想,任何一项需要进行的社会伦理教育, 都可以从我国古代文化中找到典故。比如说,孔融让梨的故事对礼让方面的伦理教育就非常好。我们应该分门别类地总结我们的传统文化,可分成,家庭篇,婚姻篇,朋友篇,社会伦理篇等等。 亦可使其贯穿一个主题,编成一册,进行道德教育。以我国几千年丰富的文化和历史,要凝缩成这样一本书,非常丰富,非常厚重。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会感到羡慕,进而萌生要学习中华文化的愿望。这对在国际上宣传中华文化,提高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地位,提高民族自信心及自豪感,…..都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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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评中国足球

牧野晨风:冯小刚说:我不骂中国足球,不是因为不生气,是因为我没资格骂,不仅我没资格,各行各业都没资格,中国电影就比中国足球好吗?教育是比足球好吗?如果我们不思反省,中日开战我们会不会比足球输的还惨?足球队的小伙子已经拼了命,但这是拼命的事吗?你骂中国足球的时候能不能对照自己的专业摸着良心想一想你干的事你的成绩够资格骂足球吗?但我们是很笨吗?是不努力吗?不是。那是因为什么?我承认我很沮丧。 北大著名教授贺卫方在朋友圈转发冯小刚帖子时,也评论了一段话:说得实在。至少法律方面就比足球差距很远。中国足协至少还尊重国际足联章程和规则,安排足球比赛裁判时要遵守回避准则,不至于像法院管辖,甲省和乙省两个当事人打官司,不是由甲省法院判,就是由乙省法院判。还有,足球至少还尊重场上比分,不像法院,想让你输,任你再法理坚实,照判不误。足球比赛现场观众成千上万,一切都在众目睽睽之下。不像法院,旁听席上只是法院安排的几个人,家属都受到无理限制,媒体更不许如实报道。 人大教授张鸣在一篇文章里说:比国足更烂的是中国的大学。中国的大学,是个怪胎,怪就怪在,它是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混合物,兼有两种经济模式之弊。既像衙门,又像学店。这样的大学,出什么新鲜事都不会令人奇怪。能出产这样假学生的大学,是不是比国足还烂呢?国足踢得再差,也没办法找人替,跟国内烧钱的俱乐部不一样,没法花大钱雇洋枪,让自己人做陪衬,上阵的,都只能是自家人。踢好踢孬,反正人家也在上面跑了90分钟。 这几位在行业里算得上是名人了,他们的言论引发了网友热议,各行各业似乎都在和国足比烂,中国足球成了一个比烂的靶子。那么,比中国足球更烂的到底是什么呢? 中国足球有一个好,就是输急了主教练必须下课。国足尽管烂,但是知道追责。除了国足主教练走马灯似的换,你看到足协有人被追责了吗?看到体育总局有人追责了吗?看到更高层的领导有人追责了吗?除了足球,和老百姓利益密切相关的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环保等领域,出了那么多问题,看到有领导被追责了吗?老百姓吸着雾霾、喝着毒水,没钱看病在家等死,看到有领导追责了吗? 从中国足球举一反三,那就是干得不好,应该换别人去试试,这是现代文明社会最起码的准则。但是除了国足,别的领域干得再差,别说换人,就是批评几句都不行,清一色的都是满满的“自信”。所以,看到这里你也许就应该明白了,比中国足球更烂的到底是什么。 其实,这些问题听起来似乎一头雾水,实际上很多人都心知肚明、心照不宣。借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摇滚歌手鲍勃‧迪伦一首歌的名字为答案:在风中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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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公交

对北京市公共交通管理的几点建议(旧文)

对北京市公共交通管理的几点建议 -为改善北京市公共交通管理,提高我国GDP做贡献 文 / Weihong 容 (注: 本文2002年8月首发于人民日报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 一,公共交通管理的好坏直接影响国民经济建设 公共交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我们每个人都利用过公共交通, 有些人,甚至每天需要利用多次. 公共交通管理的好坏不只是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而且直接影响了一个城市的社会次序,  乃至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  公共交通管理好了,  社会活动可以有条不紊地进行,  可以提高每一个人的工作效率,  从而达到降低社会成本,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好处.  反之,公共交通管理不好,  则社会就显得混乱,  从而亦会带来劳动成本提高,  工作效率低下等严重后果. 公共交通的管理,  看起来容易,  其实要做好并不简单.  这里涉及的因素很多.  如果不把乘客摆在第一位,  不下苦功去研究,  是搞不好的.  这些因素有硬体方面的,  比如说汽车数量,  道路数量,  道路设施,  管理系统等。亦有软体方面的.  比如说,  对公共交通的传统观念及认识等。可以说,公共交通的管理,   需要高度的艺术性.   其管理的好坏,  直接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文明发达程度. 以往,  很多文章提到公共交通管理,   都从理论上,  技术上去论述,  如GPS系统(全球定位系统),  图像识别系统,  基于互联网的有线和无线调度系统. 等等。 但是我们却忽略了最基本的东西.  那就是对公共交通的最朴素最原始的认识。  这些认识,  虽然基本,  但如果认识有误,  哪麽即使是最现代化的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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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一见:末代皇帝溥仪的户口本

末代皇帝溥仪的户口本(转) 当时民警问溥仪:现有文化程度?这个文化程度溥仪自己也挺含糊,他没象常人一样到学校读过书,有个毕业证,但又能写字,填文盲又不合适,民警干脆填个初中。 要知道,溥仪六岁就开始请老师,接受严苛的皇室文化教育,他的老师有陆润庠、徐坊、陈宝琛、朱益藩、梁鼎芬、袁励准、徐世昌、王国维等,他们不是状元就是翰林出身。溥仪的英文教师是融贯中西的庄士敦,庄士敦来头不小,毕业于爱丁堡大学、牛津大学,主修现代历史、英国文学和法理学,他和溥仪一块生活了十一年。“庄士敦师傅的中国话非常流利,比陈师傅(即陈宝琛)的福建话和朱师傅(即朱益藩)的江西话还好懂。”看看溥仪的师资阵容,从国学到书法,从鉴宝到外语,不仅全面,而且个个顶尖,最为重要的是,他们都是一对一私教。如此强大的帝师团队,堪称史上最强,难怪溥仪的北京植物园同事说,溥仪的中英文学水平里已达到了博士级别,而其文物鉴赏水平更是达到了骨灰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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