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谈公款请客

周恩来谈公款请客 文/ 马军 吴国桢视野里的周恩来1960 年 11 月,吴国桢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口述采访时,对南开中学时期的周恩来做了这样的概括:周恩来是个卓越的学生,他的中文在校中名列前茅。他还参加过演讲比赛,但那时他并不像个好的演说家,由于声音太尖,所以只取得了第 5 名。他是个了不起的组织者,在南开组织了一个 社团,名称很有趣,叫敬业乐群会。,,,他还是个很好的演员,参加了学校的话剧社。他长得很清秀,声音又尖,如果我们演戏,他总是扮演女主角。,,,他是个非常好的女角扮演者,每年南开都要上演一出戏,而且是面向公众的。他演戏如此出色,以致经常收到向他表示崇拜的大量信件。 在三年的密切交往中,有一件事令吴国桢颇感蹊跷,那就是总是侃侃而谈的周恩来惟独对自己的身世避而不谈,也从未向人谈过自己的父亲。 “ 尽管他经常到我北京的家里来玩,但他只邀请我到天津的家里去过一次。从偶尔的谈话中,有时是他流露出来的,我感觉他的父亲要么是早已死去,要么陷入了某种不名誉的、难以启齿的事件中。 ”吴国桢因此推断,周恩来可能存在着某种家庭问题 。 (吴国桢)“ 无疑我们都来自中产阶级,我们的家庭既不富也不穷。我的家庭是很幸福的,但周恩来则不同。他是由他的伯父养大的,尽管他表面上给人感觉一切都好,但我总觉得事实并非如此。显然他雄心勃勃,但从南开中学毕业后却没能进入高等学校学习,而不得不自己谋生。要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法国和英国在中国招募劳工,并聘用能说外语的大量翻译随同前往,周就决不会有出国的机会。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内心一定非常痛苦。正是靠这次机会他去了法国,并且深入到那场大屠杀带给欧洲的混乱与不满之中,以致狂热地信奉了共产主义学说。 ” 有一天,吴国桢去上海法租界看朋友,在一辆无轨电车上偶然看到了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人,从走路姿势和脸的其余部分看,很像是自己的老朋友周恩来,于是挤过去同他谈话。但此人说他不认识吴。吴说: “ 听声音你就是我的朋友周恩来。 ” 此人回答却是: “ 不,我不是周恩来。 ” 车一停,那人就匆匆跳下车,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人群中 [17] 。这个人究竟是不是周恩来?如果是,那为什么不相认呢?或许在国共分裂以后,周恩来是被通缉、悬赏头颅的要犯,一来怕暴露自己,二来也怕连累吴国桢。当然,这只是推测,真相究竟如何,恐怕只有历史才知道。 作为汉口市长的吴国桢政务非常繁忙。一天他下班回家时,妻子黄卓群突然告诉他,周恩来来过了,并留下一张名片。吴国桢立即赶往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于是就有了他俩久别后的第一次团聚,两人紧紧握手,彼此间很有礼貌。在吴国桢眼中, “ 就外表而言,尽管过了这么多年,周恩来仍然是老样子,他的特点仍同昔日在学校里一样,看来年龄和许多的艰苦经历都没有在他那平滑而俊俏的脸上留下印痕。 ”为了重叙旧情和尽地主之谊,吴国桢决定举行晚宴招待周恩来。至于怎样招待这位老友,吴国桢和妻子考虑了很长时间。他们认为周恩来是个共产党人,可能不愿出席一个正式的宴会,于是就办了一桌十六元的三等晚宴,只请了少数几位在汉口的南开朋友作陪。周恩来那天非常高兴,老朋友们都在,他喝了一杯又一杯酒,令每个人都感到快慰。 “ 当他对谈话兴趣盎然时,看上去仍然富有生气。一谈到 “ 昔日的好时光 ” ,他的表情会洋溢出感人且恰到好处的温暖。 ” 二十年后的重逢尽管表面上一切都是高高兴兴的,但吴国桢内心却对这位故友深怀疑虑和警惕。吴在 1955 年这样写道: “ 对任何一个不太了解他的人来说,他似乎没有多大变化,但对我则不同,我太了解他了。在南开时,我就能凭直觉辨别出一个长于扮演女角的周恩来,和另一个向我倾吐真心的周恩来之间的差别。在汉口我俩重逢时,我发现真实的周恩来不见了,主要是那个作为演员的周恩来在谈话 ……” 经过了这些年的接触和观察之后,吴国桢终于意识到周恩来 “ 已变成了中共一个多么厉害的人物! ” 在他看来,共产党通常不太靠个人来争取朋友和施加影响,几乎没有哪一个共产党人会努力去塑造自己的风度和个人魅力,但周恩来却不同,他运用其独特的才干有力地推进着中共的事业。吴国桢曾将与之接触过的共产党人分为四个类型,即沉默寡言型、狂风大作型、以愚掩精型和紧张不安型,但周恩来似乎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他是独一无二的: 当一个人同毛泽东谈话时,不管毛是否开口,都会让你始终记得他是个共产党人。但同周恩来谈话时,你就会逐渐忘记他是个共产党人。当一个人同别的共产党人谈判时,会强烈地意识到对手的刺耳语言和无理立场。但若同周恩来谈判,则会被诱使相信,事物有两面性,在搞清楚之前,只有先相信他的话才是公平的。 1955 年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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