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不详

这个问题确实费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不是如韦君宜先生设想的，或许由于全国的政治形势，蒋南翔不能保钱。当然钱伟长有他参加了著名的“六教授会议”的问题，但蒋对袁也是打之犹不及，那里还会去保。其根本原因是这位钱副校长居然敢反对蒋校长将清华大学按苏联模式办成一所只有工科的“工程师的摇篮”，而极力主张和鼓吹理工合校。 

图：蒋南翔校长与土木系 

主张理工合校，在当时并不是划为右派的一条标准，至少不是一条各单位都得执行的统一标准。譬如1957年时，我在北京地质学院就主张把院系调整时取消了的理科地质学专业恢复，把校名中按照苏联专家的意见加上的“勘探”二字去掉，我和赞成这些意见的人不仅没有因此被打成右派，而且这些意见被采纳，得到上级批准，真的改回来叫北京地质学院，虽然恢复理科可能正是因为清华将主张理工合校的人打成右派，受了点影响，当时没有落实，但到1962年也恢复了。 

北京地质学院也打了不少右派，是抓别的问题，没有把主张理工合校作为一项罪证，但是在清华这可是沾不得的，所以德坚的同事，对我没成为右派很惊讶。 

图：费孝通与钱伟长（中）、丁石孙 

蒋南翔为什么对钱伟长这位一直对中国共产党友好和拥护的科学家钱伟长，如此手下无情非打倒不可呢？有人说这是他阶级立场坚定、马列主义水平高，所以别人还没看出问题，他一抓就抓住了关键。 “钱伟长的理工合校，是“想把新中国的高等教育拖回到资本主义的通才教育老路上去”，钱伟长“不要苏联，要英美德日！”（曾昭奋：后摇篮曲）这当然是政治问题了。 

但我看问题的实质，还在于蒋校长认为这位钱副校长反对他这个校长，这似乎有点贬低这位马列主义水平极高、党性极强的蒋校长了。但看看下面这段记述： 

“钱伟长当然不是当年成功地领导了政治运动和学生运动的蒋南翔的对手。一九五七年六月中旬，反右派斗争已经如火如荼，清华的一位学生，我在高中同时的一位同窗，从清华给我寄来一封愤怒的信：“钱伟长竟然要赶走我们敬爱的蒋校长，我和同班几个女同学都气哭了！”原先对钱老师的“理工合校”表示赞成的研究生、本科生们，也都反戈一击，纷纷起来揭批钱伟长的“阴谋诡计”和“险恶用心”（曾昭奋：后摇篮曲）不管蒋先生本意如何，表现出来的是，问题的是非是围绕蒋先生个人在转。在当时的清华园，蒋校长的威望确实是极其崇高的，言必称校长，惟校长之马首是瞻。 1957年清华打出那么多右派，包括钱伟长、黄万里这样的学者，还有袁永熙、周寿昌这样的卓越的学生运动领导人，不管是否蒋先生都直接负有责任，都不能辞其咎。至于对待钱伟长和袁永熙，他的动机是否那样出于阶级立场坚定而无私，虽然已盖棺，仍不能定论。 

及至看到陈必大先生回忆他父亲的文章《欲辨真义已忘言》，我觉得从下面这些记述，把蒋南翔为什么要整钱伟长和袁永熙的原因已说的比较清楚，现在按原状摘录在这里： 

我们小时候妈妈曾对我们做过这样的解释：你爸爸因为放松了思想改造，居功自傲，个人主义膨胀，结果犯了错误，走到了党的对立面。这是唯一逻辑上说得通的解释。从1939年到1957年，妈妈和爸爸风雨同舟一起革命了十八年，她很清楚爸爸绝对不会去反党，至多就是在某个具体问题上反对了当时清华的领导。至于反对得对不对，只有一个标准：看谁在政治运动中倒下。如果上级和党委一班人都不站在你一边，那你的反对就是站在了对立面，反对领导就是反对党，其他的申辩都是白说。 

清华领导蒋南翔是个有事业心又权势欲极强的人，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看得很重，当时他与高教部杨秀峰在苏联专家的分配和办学方针上有矛盾，总觉得清华遭人挤兑。1955年，中央决定组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要抽调清华的师资，还得周恩来亲自召集陈赓、蒋和爸爸一起协调，才把事情摆平。对外要当”天字第一号”，内部就得步调一致容不得半点反对。蒋那时对爸爸常说的一句话是“要有政权意识”，这是他的发明。意思就是，现在我们胜利了、掌权了，和那些旧知识分子的关系变了。他们已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有转变立场，附到无产阶级这张“皮”上来。解放前他们是我们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同盟军，现在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是领导阶级，他们是被教育、被改造、被领导的对象，不服气就要斗争，这没有什么其它道理可讲。“政权意识”就是要按我们的观念改造世界，在各种运动、斗争中，拉得下情面，不手软，敢于坚持”左”的作法，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因为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就是压制、打击不同意见之权，不这样使用政权，最后就会丧失政权，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不作”宋襄公式的蠢猪”。五十年代，“左”的路线尚在发育时，这种发挥曾被认为是很高的 “马列主义”水平。爸爸这人不太在意理论，想问题往往就事论事，宁可“俗”一点，平平实实地做人做事，也不愿意违心地去扮演自己不愿扮演的角色。爸爸过去搞学运有一种体会，凡事不能左，左就没朋友，左就被暴露，左就受损失，左就遭破坏。固然我们现在掌权了，可以不求人了，人家反过来要求我们了，可“人一阔，脸就变”，不亦小人乎？为了把清华办好，就要搞一个可以一手遮天的独立王国？爸爸也不肯苟同：事情都得大家商量着办，上下左右的关系还是要理顺，哪能尽如你意呢？这番见识使当初调他来清华的蒋南翔大感失望。如果爸爸只是思想懒惰，不爱学习，政治上有时未免天真，那作个人云亦云的糊涂虫就是了。可偏偏他在解决具体问题上又自有主张，不肯随便迁就，受到压制时，还会动点不怕事、不卖账、敢作敢当的“少爷”脾气，以为党内总应该还讲点民主吧，其实”政权意识 “就是建立新等级秩序的同义语，上尊下卑，权力集中，说的就是不要民主，不管党内还是党外。一来二去就有了矛盾。爸爸不但没对蒋表示出应有的顺从与尊重，甚至还批评人家政治品德有问题，似乎他解放前搞学生运动时有些难以抹杀的功劳，就忘乎所以了，这大概就是所谓”居功自傲”说的由来吧。 

对于蒋南翔先生身上出现的前后矛盾的现象，该怎样解释呢？想来想去，还是用那个曾引起轩然大波的一个哲学名词——“异化”来解释。可能最为适合。